中共党史大事件(1970年—1973年)

更新时间:2021-05-14 15:45 作者:金宝搏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2月15日-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当国家主席。次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线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中国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集团和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吹捧、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一场混乱。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能不继续宣传和推广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其主要倾向却是针对“”初期全面动乱对农村工作造成的破坏,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初步扭转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关于中美关系,建议让美国人左、中、都来华,他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按照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周恩来提议并经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71年

  、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以“夺取全国政权”。

  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是亲自决定的。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关键的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原则。会后,政治局把讨论情况写成报告,审批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1‰和28.5‰。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农村降到15‰以下。

  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由于事先对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的阴谋破产。12日,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等使用。当天下午,平安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1972年

  中共中央委员、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举行追悼会。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追悼会前,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也对陈毅的一生作出肯定评价。他还提出: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陈毅亲属将的意思传出去。

  周恩来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报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根据当时我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出口援外工作的需要,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八套。以后,国家计委进一步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即43亿美元引进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决定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批判了集团,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未能认真吸取教训,清理极左思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6月23日的会上作了《关于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线年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他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要求参加陪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同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恶意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在江西下放劳动的致信,批判集团叛党叛国。14日,在的信上批示:“他(指)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的批示,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少数军队留在地方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70年代先进水平。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工程从 1975 年6月正式施工,到 1978 年12月基本建成。

  9月25日-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12月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传达了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根据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章程(草案)》。同年7月,由张春桥等起草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党章(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审阅,批示“原则同意”。

  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7月19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集团利用这封信,制造了一场“白卷英雄”的政治闹剧。继《人民日报》之后,各地报刊均加以转载,并就恢复高考制度问题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日

  中国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王洪文、、、、、朱德、、、、吴德、、陈永贵、陈锡联、、、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吴桂贤、、、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王洪文、、朱德、、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活动”,声称要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在一封批评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署名是“一个普通的员”。信的内容是批评“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吹捧是“的英勇旗手”,都是不恰当的。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提议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的提议,发出关于参加中央和领导工作的通知。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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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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